深圳“山寨制造”兴衰：中国经济奇迹缩影

　　“山寨化”根源于中国经济三元化

　　正如上文所分析，“山寨制造”兴衰背后的原因，从微观上来说，是其不可持续的竞争法则。但从宏观角度上来看，中国经济三元化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让民营/草根企业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是导致部分产业“山寨化”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产业或者市场，简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家垄断产业，如银行、石油化工、钢铁、电信服务、军工和房地产等，这类行业的进入门槛高但利润率高，以国有企业为主，根据地在北京，二是全球化新兴产业，如金融、信息咨询、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它们的特点是存在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利润同样丰厚，常常是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多分布在上海；第三是竞争型产业，如电子、服装、玩具和小商品等行业，它们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和利润率薄，但进入门槛较低，除了外资和国有企业势力外，也是本地民营/草根企业的乐土，后者大量分布于深圳周边及江浙地区。

　　对于国家垄断产业和市场来说，它的规则就是身份和关系。虽然很多时候它表现为潜规则，但潜规则毕竟也是规则，它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让产业保持繁荣，让门外的人望之生叹。新兴产业的竞争规则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这是一个很良性的竞争规则，它能够导致优胜劣汰，让产业不断进步。相比高门槛的前两种产业，竞争型产业存在“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草根企业”更多元的竞争主体，竞争规则更加多元化，也容易出现“山寨化”。

　　我所谓中国经济三元化的定义是，外资和国家垄断力量占据中国利润最丰厚的产业。民营/草根企业由于身份和初始能力限制，只能够在竞争激烈型产业谋生。即使在竞争激烈型产业中，民营/草根企业有时也无法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选择“山寨化”。

　　为什么在众多竞争型产业中，手机产业“山寨化”最严重？除了手机本身市场规模巨大(可容纳大量中小厂商)、产品不断升级换代(每一次升级都给新厂商带来机会)和平台技术变革(中小厂商无需面对技术门槛)等因素外，根本原因是手机产业是中国经济三元化——外资、国有和“山寨/民营”力量——对抗最尖税的产业之一。在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0年中，每当外资、国有和民营/草根力量冲突时，民营/草根力量常常是受害者，外资本身很强大，国有力量过于被保护，而民营/草根力量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角落自生自灭。

　　早期手机制造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为外资企业把持，随后的牌照制度让国有企业一夜崛起，这个阶段又让手机产业带有国家垄断的性质。应当说，这个时期的牌照制度是成功的，因为外资力量过于强大，确实是需要用牌照制度有所设防，这也符合国际惯例。

　　然而，再到后来，随着上游技术成熟和下游需求井喷，一个要求物美价廉的平民和草根市场形成，很多外资和国产手机企业从业人士纷纷下海创业，很多产业外部的厂商也开始加入。也就是说，这时手机产业本应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产业了，但这个时候牌照制度仍没有大的松动。

　　由于新加入者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也无法以“品牌、营销”等“正当”的方法参与市场竞争，只能利用牌照制度的种种漏洞，创立自己的游戏规则，“ 山寨”产业如野草般疯长，而且随着上游技术门槛消失愈演愈烈——讨论一下，如果在2004年左右手机产业仍存在一定技术门槛的时候就开放牌照，让有一定实力的厂商自由进入，今日的中国手机产业是何局面呢？

　　在对所谓主流市场维持“高准入”的同时，有关部门对“山寨”市场又缺少最基本的监管，任由自生自灭，这是犯的另一个错误。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我们的法律不认可性工作者，但我们也要承认性工作者确实在我们社会存在的现实，对他们/她们进行必要的预防性病和犯罪教育，既是体现基本的人文关怀，也是保障整个社会的安全。

　　再补充一句，除了微观的“自我毁灭”机制和宏观的“中国经济三元化”监管制度外，传统垄断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挤压”效应也加速了“山寨”产业的衰亡。一方面，“山寨”产业的原材料成本、人工费用、房租成本和资金费用，都受制于银行、石油化工、钢铁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产业，而这些成本近几年来节节攀升。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让“山寨”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上游的芯片平台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使得手机开发和制造变得简单，以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一切都变得透明，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让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业和企业协力

　　正如上文所分析，手机产业“山寨化”的原因是，“主流市场牌照限制”把大量草根英雄们逼上梁山，导致“山寨”和山大王们涌现。而山寨产业内部本身缺少良性运转规则，政府又对“山寨产业”缺少最基本的监管，加速“山寨”内部的“劣币驱逐良币”和“自我毁灭”效应，结果是——有惊无险、愈来愈强的外资品牌，扶不起的所谓国产手机品牌，以及一大群不强不大的“山大王”们。

　　因此，要超越“山寨制造”，就要解决上述源头问题。对于政府和相关部门来说，要建立以“较低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市场监管和产品质量标准”为特怔的监管体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赛马，不相马”，要降低门槛，让尽可能多的厂商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对于市场上(无论是主流市场还是山寨市场) 触犯底线的厂商和产品绝不姑息，如低劣的电池和充电器、菜单上遍布收费增值业务陷阱、1：1高仿、明显夸大和欺骗性的电视购物广告等现象。而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可以协助政府建立行业基本竞争法则，引导企业自律，清除少数害群之马等等。

　　也就说，针对中国产业和市场的现实，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较低标准的竞争规则，然后随着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这个标准，但绝对不可以没有标准和规则，没有底线，否则产业只会越来越“下流化”。

　　让人欣喜的是，这方面已经有非常积极的变化。如手机牌照制度开始放开，入网检测时间和费用大幅减少，政府在2008年夏天规范“山寨”产业，重点打压高仿企业，深圳手机行业协会成立……。尽管这些举动在短期内会给某些企业带来阵痛，甚至影响市场，但对于整个产业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就好象《手机配件》杂志一位朋友的邮件签名“你不付出、我不付出、谁来付出。你来索取、我来索取、向谁索取”！

　　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是作为主角的“山寨”英雄们。毫无疑问，“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是我们这个后进国家和产业最为宝贵的精神，仍然值得发扬。不过，随着手机产业竞争激烈和暴利期基本结束，“山寨”英雄们需要端正心态，未来“一机成名和一夜暴富”可遇不可求，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在继续“山寨式”创新的同时，“山寨”英雄们也要充分尊敬和学习品牌、诚信、质量、营销、管理和技术这些全球通行的竞争法则，以便在于自己的细分市场，获得较为持续和稳固的竞争优势——不随便打破竞争规则的底线，既是确保产业和谐发展，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

　　尽管目前“山寨”产业危机重重，但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机会。如果说第一波“山寨”英雄们成就于草根市场——外来务工人员、三四级和农村市场，那么下一波的“山寨”英雄们(或者说民族手机品牌缔造者)一定源于白领和中产阶级市场。

　　由于受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洗脑，加之文化自卑和国产无精品，过去白领以上市场一直为外资品牌占领。但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一起崛起和觉醒，白领群体越来越大，一个以消费“反映本地优秀文化、品味和生活方式”的本国品牌为荣的时代一定会来临——毕竟这个国家曾长期向全世界输出过以琴棋书画、陶瓷、丝绸和茶叶为代表的精致、幽雅生活方式。

　　这是中国所有产业的机会，当然也是国内手机企业的机会——在互联网领域，Google是全球最伟大的企业之一，但在中国，“百度更懂中文”，相信未来这样的国内手机企业一定会出现。这一点，传统的国产手机品牌没有做到，第一代“山寨”英雄们只做到了一部分。

　　“山寨式创新”毕竟还是粗糙的，很多时候是迎合温饱时期草根阶层较为低级的趣味——这无可厚非，甚至还是值得赞赏，还记得我们用第一台手机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吗，“山寨机”同样也为很多草根阶层带来了这样廉价的快乐，所以我的朋友《电子创新网》总策划人张国斌一直强调，在评论“山寨机”前，一定要“对普通大众怀有一颗关怀和慈悲之心”。然而，就好像“赵本山”固然值得尊敬，但如果始终是“赵本山”而不是“陈丹青”是我们的文化偶像，那么这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因此，未来能否满足草根阶层升级换代的需求，能否占领“白领和中产阶级市场”，或许可以用来分析现有国产品牌和“山寨”英雄们的长远潜力和未来。

　　另外，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多层次、多元化，手机的时尚化和消费化，也让一些中小品牌成就于细分市场成为可能。《国际电子商情》的孙昌旭暗示说，未来手机行业可能象服装行业一样，可以容纳不少品牌和厂商。她表示：“其实这种山寨现象在服装行业流行已经很多年了，然而目前中国服装产业仍然是养活着一大批人，有人买几万元的衣服，也有更多人去买几十元的衣服。只不过潜意识里人们认为电子产业或者手机产业是高科技企业，应该赚更多的钱，其实目前电子产业可能还不如服装产业”。

　　而对于更广泛的“中国制造”们来说，“山寨”现象则带来了更多的思考与启发，如山寨式创新、高效供应链运作、产业集群效应、外包和虚拟企业等。《电子创新网》的张国斌表示，“山寨机”给了我们两点特别重要的启示，一是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并非高不可攀，“农民也能造手机”让高科技产品从神圣的高端走到民间；二是它增强了国人的创新自信力，“山寨机”后，“山寨直升机”、“山寨劳斯莱斯”等的出现，说明“山寨机”已经大大激发了国人的创新热潮！

　　《电子创新网》的张国斌还认为，“山寨”现象更是对传统“Wintel”(微软Windows+英特尔CPU)开发模式的颠覆，预示着未来研发创新模式从大公司主导向众多小公司参与主导的方向转变。“消灭权威！我是主导”，互联网新经济时代的精髓在山寨机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国斌甚至宣称，“ 山寨，中国未来的创新活力源！”

　　而孙昌旭则认为，全球绝无仅有的中国山寨机市场一直处于“创新”与“模仿”两个完全相佐的意识形态中。认同它的人，认为它就是一种创新，不论从功能、用户界面还是到外型都是一种创新，例如，有些仿苹果山寨机，比真苹果界面更友好和好用；而反对它的人则认为，它仅是跟在苹果、诺基亚、三星等大腕后的模仿。她反问道：“到底什么是创新，你心目中的创新是如何定义的？”

　　山寨制造与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

　　如果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下看“山寨制造”，就会发现，“山寨”背后的民营/草根力量，既是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也蕴涵着中国经济的很多秘密，包括当下的经济问题。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活力本质上源于深圳周边和江浙地区成千上万的民营/草根企业，他们组成的“蚂蚁雄兵”，将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带到全球各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去10年间，“金融、石油化工、钢铁、电信服务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社会基础性产业高速发展，说到底是因为以民营 /草根企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如企业变大、富裕阶层出现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推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尽管国家垄断企业有不少巨无霸，包括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但可惜的是，他们只能够在国内称王称霸，在全球市场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相反，在分享“民营/草根”实体经济的成果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在阻碍实体经济发展，例如这几年银行、石油化工、钢铁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产业过度发展导致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大幅提升。

　　说到底，我们国家竞争力的基础，还是这些“蚂蚁雄兵”和“山寨”们。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山寨经济。而正如前文所说，“山寨化”在迅速创造奇迹的同时，也会产生两大危害，一是打破现有竞争法则，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所以近年来“中国制造”和中国商人在全球各地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抵制；二是“山寨”的“自我毁灭”机制成长不了大企业，很多时候国内企业在全球各地自相残杀到集体失血而亡。我那位海尔手机的朋友表示，很多时候亚非拉美运营商在招标的时候，一屋子坐着都是中国人。

　　所以除了华为和中兴等个别企业外，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世界级企业，相比我们邻居印度的塔塔集团、Infosys、Wipro、 Dr. Reddy’s Laboratories和Bharat Forge等企业，我们的华为、中兴、联想、海尔和TCL们依然需要汗颜——相比别人是靠资本、品牌和技术等赚钱，我们赚的还是苦力钱，很少正规军，仍以游击队为主。

　　正是因为如此，深圳山寨制造、江浙民营企业与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年一起陷入低谷并不是偶然。其内在逻辑是，由于“破坏性创新”和“自我毁灭 ”机制，山寨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极致，面临内忧外患——在外部，“中国制造”被很多国家群起而攻之，在内部，“中国制造”自相残杀，都长不大；而过去几年中以金融、房地产等代表的国家垄断/虚拟经济又将山寨式经济成果无限放大和透支，最终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奇迹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产生一批世界级企业，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真正强大吗？

　　因此，无论对于深圳山寨制造还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充满危机的2008年可能反倒提供了一个契机——打破中国经济三元化，继续学习和发扬“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 但超越山寨制造的劣根性，尊重和学习全球通行的竞争法则，和谐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就好像那首“我和你”唱出了我们这个不断打破规则和创造奇迹的国家期望通过2008年奥运会融入世界、获得世界认同的渴望。

　　(注：本文作者现担任手机方案公司创扬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电子创新网》特邀顾问。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和作者探讨，panjiuta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