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王黎

　　众所周知，东三省的朝鲜族素有以狗肉为佳肴的传统，然而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当政府官员与王黎聊到这点文化诧异时，便决定尽力屏蔽这一习俗，以更好的与西方文化接轨，助力大连的国际化进程。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而中国的医疗体制大不相同。为消除外籍员工和家属的顾虑和解决实际问题，大连政府经过协调许可英特尔在开发区建立英特尔医疗所，外籍员工可以随时向自己的家庭医生发出“SOS”的讯号。王黎说：“医疗所的建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文保障，让外籍员工知道他们可以使用自己习惯与信任的医疗资源。”

　　高层会晤：作别一刻才算搞定

　　在英特尔进入中国之始，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驻外企非常有限。而当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外企的发展以及在本土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黎还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安排国家领导人与英特尔高层的会晤，商讨相关产业的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经济意义以及政治意义的命题。

　　如何安排这些超级忙碌的大人物顺利会面?如何让他们在短则半小时长也不超过一小时的会晤中，进行有效沟通，探讨彼此最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公众了解此次会晤的意义?如何保证整个过程无差错，直至挥手作别?……这些都是王黎必须直面的问题，而其中的每一个问题和环节，都足以让人有千钧一发的紧迫感。

　　筹备会晤的过程漫长、琐碎又急迫。由于高层事务繁忙，会晤的时间往往需要不断的协调。王黎颇具经验的说：“如果对方在会晤一周前和你打电话说，时间应该没问题，你不能相信;如果对方在会晤前两天和你确认，你也应该将信将疑。”由于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往往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因此，当政府打电话给王黎，让她报告来访人员的车号时，她心里才算有数：时间总算敲定了。

　　有一次，王黎的一位同事听到确定了日子，便说了一句：“终于搞定了。”王黎笑着对他说：“这哪里叫搞定，这只是个开始。要直到整个会晤结束，与领导人挥手作别，才算真正搞定。”

　　即使如此谨慎，王黎也曾经遇到过紧急变化、“急的直跳脚”的状况。一次，英特尔高层要先后会见韩国的一位部长与我国的一位副总理。日程本已敲定，然而，我国政府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副总理的时间有变。王黎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真是肝颤啊!”而更让她更为难的是，副总理变动后的时间，与那位韩国部长的会晤时间冲突!面对如此两难，王黎只好硬着头皮协调，最终，韩国方面进行了日程的调整，她一颗心才算落了地。

　　还有一次，在安排英特尔董事长拜访我国务院一位领导人的过程中，双方的时间始终难以协调。王黎感到只能放弃了，并向董事长说明了情况。董事长说：“这次会晤的意义不言而喻。如果你放弃努力，那是不是要我亲自去说?”董事长一席话表明了他的决心，也给了王黎极大的鼓励。果然，通过再次努力，最终协调好了彼此的时间，会晤得以顺利进行。王黎事后的感悟是：“潜力想挖就有，只要永不放弃，‘Never give up!’ 已成了我的基本原则。”

　　和王黎一道工作的同事们都不敢相信，王黎面对如此挑战还能多年安然稳坐策略合作部，而痴心不改。王黎说：“巨大的压力，换来的也将是巨大的喜悦，每一次成功完成任务，都会有莫大的成就感，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如此值得。”

　　管理自己：智慧青春正当时

　　2007年，王黎面对自己偏胖的趋势，做出了一个巨大的决定：改变形象，减肥10公斤。有人逗她：又不是20岁的小姑娘，何必较劲?

　　王黎坦言，人应该学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好的形象会带来好的精神状态，随之工作状态也会变化，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好的影响，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当时，王黎看了一本女性读物——《更年期的智慧》，她说，是这本书告诉她，人进入了中年，才真正迎来辉煌。读后，王黎深有同感，“与其去承受不再年轻的失落，不如主动管理自己，让自己神采奕奕。”

　　人到中年，褪去了年轻时的稚嫩，历经人生百味，开始真正增长智慧，心态也日趋平和，这难道不是人生最黄金的时节吗?王黎说：“我要保持人生真正的青春——健康的身体、成熟的思维、阳光的心态，不变的笑容。”

　　于是，王黎开始健身。不论是健身器械、有氧运动，还是搏击训练，她都兴致勃勃，并坚持不懈。与此同时，她非常注意合理膳食。万事开头难，减肥则是艰难始终。只要一旦放弃，就会反弹。

　　除了不断挑战自我，学会享受健身的过程也许是坚持下来的另一基础。她说：“工作累了，压力大了，去健身，让自己很好的放松，在运动中思考工作的得失，回家了还能睡个好觉。”

　　除了健体塑身，她还改变了自己的发型，一头短发精干爽利。连很熟悉的老朋友见面也认不出她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王黎成功减掉了近二十斤。她笑着说：“现在形象好了，也更有压力啊，那就是我不能退步。别人看到我形象的改变，问我怎么做到的?我的感受是，减肥没有捷径，坚持就是胜利!”

　　面对我们的赞叹，王黎感叹道：“或许你们感觉我非常努力、甚至拼命，没错，因为我们这批人身上有种使命感。我作为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回国后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给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而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同学的命运，却与我们大不相同。我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机遇，生逢其时，应该倍感珍惜，我必须做点什么。于是，从工作的第一天，我就习惯了以这样的速度前进，只觉得充实，从没有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