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退榜”，破了一个二三十年的“神话”

文 ｜ 尤小立

前不久，以最早引进SCI论文、引用率指标著称的南京大学决定退出国际大学排名时，还有人将信将疑，揣测其中的微妙之处。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宣布不再为国际大学排行榜公司提供数据，加上早已先行一步宣布退出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兰州大学，三所国内著名大学不约而同的举措不仅没有解除人们的疑惑，反而让各种联想甚嚣尘上。

其实，面对公共性事件，公众任何的反应都有其合理性。

各人的立场、角度不同，所发的声音自然不可能相同。

如果仅止于维护自己一方的声音，反对或指责别人的声音，不仅不能平添正义感，反而显得缺乏雅量。

就此而言，三所名校以不同方式宣布“退榜”后，赞同者以为是学术自信的表现，怀疑者担心从此与国际隔绝，而允执厥中者则各打五十大板，都是可以理解的。

笔者一直以为，以大学现在的社会地位，其举措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公众的热烈讨论，实在是一桩幸事。

而在大学发展日趋板结、谁先动谁吃亏的情况下，能够主动地寻求改变，这种勇气更值得今天关注大学发展的人脱帽致敬。

三所名校“退榜”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破除“大学排行榜”的神话。

这些国际与国内的“神话”，还包括SCI、SSCI、CSSCI、中文核心期刊等等。

这样说绝无质疑国际通行的标准和国际惯例之意。

因为类似的“神话”并非国际施予中国，主要是我们自己以“科学管理”“量化机制”的名义制造出来，作为“弯道超车”的所谓密钥的。

在文艺作品中，“神话”是成就经典的要素，而在工作中却可能成为惰性管理貌似合理的理由。

依据“大学排行榜”衡量大学管理或者管理大学，等于是叠加惰性。

正因为彼此勾连、相互衔接，让这样的管理模式持续了差不多二三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获益者是制作“大学排行榜”的商业公司，失意的则是泡沫之下的中国大学教育。

用商业机构以营利为目的的“排行榜”来衡量非营利性的大学教育，其不协调之处尽人皆知，但何以大学还要乐此不疲地与之共舞，哪怕是吃了暗亏也在所不惜？相关大学评价标准参考“大学排行榜”的排名，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大学的公司化管理方式在与之相互呼应的过程中造就了管理惰性，其结果就是所谓惰性管理的常态化。

以“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为准绳，看上去要做许多细碎而繁杂的工作，比如量化所有的工作内容，收集数据、填写表格、汇总表格、审核和上报表格等等。

但这些工作都是程式化和重复性的，不具有创造性。

其特点是以简单的指标引导复杂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以数字衡量大学发展水平和人的创造性，因而直接造成高校管理工作处于变相的数数字式的惰性状态。

而习惯于惰性管理就必然唯数字是瞻。

换言之，管理者只需要盯着几个自认为重要的数字指标，与此相比，其他问题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至于个体的人，则只能成为数字的背景板。

从目前的讨论看，不仅是“退榜”的三所名校，就是第三方专家也很难提供“退榜”的替代方案。

这一方面反映出长期的量化评价、惰性管理固化了人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

从另一方面看，要从“离不开”到“离开”，也不是说声“退榜”就可以了结的。

因此，在有关三所名校“退榜”的公众狂欢之后，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应该是排除各种情绪化的反应，还原相关举措的本来面目。

客观地看，无论是延续“破五唯”的政策思路，还是对“学术自信”的体现，三所名校“退榜”都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因为有关举措的内涵仍是模糊的，比如“退出国际大学排名”是否意味着南大也退出国内排名？“不再为国际大学排行榜公司提供数据”并不等于人家不可以根据公开数据继续排名，这个排名人大认还是不认？退出一家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兰大，对另三家知名世界大学排行榜是不是要网开一面？

另外，在出台“退榜”政策时，各校也没有摆脱传统行政的习惯，就是先提出概念，再跟进实验（践），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建构出概念的具体内容。

所以，后续的实验（践）能否超越口号化、概念化，就成了“退榜”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

但无论怎么说，三所名校的“退榜”举措都应该是改变以提升数据为抓手的惰性管理，以及走出过去所热衷的“排名学术”“评比学术”“戴帽学术”之误区的一个契机。

由此入手，以开放的姿态，集思广益，拓展思路，克服惰性的工作习惯，摒弃懵懂的观望，从点滴做起，将具体的变化当成下一步改革的台阶，或更能让人看到“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学术回归学术”的希望。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22-05-17 第3版 大学观察 原标题为《名校“退榜”是改变惰性管理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