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标准混战 命系产业化

　　距8月1日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推广的时间正在迫近，但是围绕这一国家标准能否如期实施，以及实施的具体方式的争论，仍然没有最后找到答案。

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标一路命途多舛。2000年，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和质检总局等组成的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决定自主制定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之后，先后出现了广电科学研究院研制的TiMi方案、清华大学和凌讯科技(下称清华凌讯)的多载波方案与上海交大的单载波方案等多种选择。

　　2004年8月，中国工程院评估认定清华方案和交大方案各有所长，不可替代，确定国标在二者融合基础上产生。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国标委)在2006年8月发布正式公告，明确规定这两大标准为强制性标准，2007年8月1日正式实施。

　　有关三大标准孰优孰劣的争论，在国标“选美”的六年中从未间断，2006年的国标发布并不是争论的结束。从一开始这一方案就被认为是一个更多考虑“利益融合”而非“技术融合”的产物。

　　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标准融合的进程并不顺利，两大阵营的对立阻碍了融合技术的研发，加之产业化进程滞后，国标实施陷入尴尬。

　　“从现在的条件来看，8月1日开始强制实施肯定要落空了。”一位熟悉国家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GB20600-2006)推广进程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数字电视从信号发射到落地，要通过三套标准，即卫星电视标准、有线传输标准以及无线地面传输标准。

　　卫星标准目前中国还未确定，但也在探讨是否要研发和使用自有标准。有线传输主要针对城市有线电视用户，在市场中占的份额较小，现已确定使用欧洲标准。而相比之下，无线地面传输标准针对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市场，影响更大更广，是所有电视设备终端都必须采用的标准，引起的争论也最大。

　　2006年10月，泰美世纪在原广电研究院的TiMi标准基础上推出的StiMi方案被广电总局颁布为移动电视的传输标准。

　　由此，中国出现三种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已成定局。但由此带来的技术壁垒不仅令运营商头疼不已，亦为未来市场的混乱埋下伏笔，数字国标八一大限面临的困局仅是冰山一角。

　命系产业化

　　“这(国标延期)在我们业内已是心知肚明的现实。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准备了这么久的一个国标直到最后实施阶段仍旧会有这么多争议，甚至要因此延期。”上述了解国标推广进程的人士感叹道。

　　6月1日，广电科学研究院院长邹峰在一个传媒论坛上对地面国标的技术以及产业化进度提出质疑。“在实施当中，我们发现难度(两个方案融合)非常大。”邹峰坦言，“上海交大和清华方案不一样，硬要把两个标准合到一起，技术上很难。”

　　与邹峰持相同看法的意见不在少数。另一位经历过前期测试过程的知情人士透露，清华大学推出的是“多载波方案”，上海交大方案则是“单载波方案”，从技术上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模式，要在同一个芯片、同一套设备当中集合这两种工作模式，难度非常大，即使最终能实现，也会推高成本。

　　目前，对于融合方案究竟会增加多少成本，业界并无明确说法，有预计为15%，也有预计为30%，甚至更多。但可以想见，按现在的安排，增加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据悉，两大标准融合的关键在于研制可以接收两种发射频率的融合芯片。由于双方一直不愿公布源代码，符合融合模式的芯片只是在最近几个月才刚刚推出。但即使是清华推出的所谓真正符合国标的双模式芯片，现在也没有得到广电总局的批复。

　　“两家方案厂商还在打架呢，怎么能指望他们顺利完成融合，”有设备厂商高层对清华和上海交大两方都多少有些不满，“他们更热衷于跑马圈地，而不是标准融合。”

　　设备厂商的产业化进度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在广电总局的统一规划正式出台之前，我们肯定不会也不敢大规模投入生产。”一家国内知名电视机厂商表示。同时他认为，对于发射机、接收终端以及彩电这些设备厂商来说，产业化的难度并不在技术和制造方面。“只要有符合国标的芯片，我们很快就可以组织生产，问题是现在谁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说法，谁的芯片是完全符合国标的。”

　　在2007年的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上，主要的设备厂商都没有推出符合国标的设备。“8月1日大限之前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一位参与了国家标准从最初测试到确立全过程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

　　“符合标准的接收机，到今天为止还不过十台。”广播科学研究院院长邹峰断言，目前国标的产业化还远未达标。“当时招标的时候，他们说可以提供以万台计的接收机，现在符合国标的接收机只有几台，这直接影响到下面的技术规划和频率规划。”不过，邹峰也透露说，在最近一段时间，设备厂商明显加快了进程。

　　清华和交大显然并不同意这种质疑。“目前的局面是万事俱备，只等开播。”清华大学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吴佑寿表示。

　　6月23日，作为国内数字电视国家标准主要参与方之一的清华大学和凌讯科技公司，正式推出了支持两个标准的芯片，并称已被部分终端厂商应用。

　　在此之前，上海交大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上海高清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高清)也已于2007年3月推出了“符合国标”的芯片，并在5月推出了加强版。上海高清总裁助理王尧介绍说，上海高清的国标芯片目前已有30万片的订单，成本也已下降了很多。

　　在外界质疑国标产业化进程太慢的时候，这两家国标中选方却认为，国标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确定8月1日的强制实施日期。吴佑寿认为，只有确定了这一日期，才能倒逼运营商，才能顺利形成产业规模，否则很多设备企业都不敢贸然投资和扩大生产。

　　“如果只看产业的成熟度，我们直接用欧洲标准或者日韩的标准就可以了，做国标还有什么意义?”王尧在电话中多少有些激动。

　　烫手的蛋糕

　　经常有人会以千亿元的市场容量来展望数字电视的美好前景。中国官方计划在2015年全部停止播出模拟信号电视，全国4.7亿台电视用户届时将全部转换为数字电视。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八年中，每年大约有6000万台到7000万台电视机要实现转换。

　　据王尧介绍，除电视机终端，目前全国的车载电视大约有2000万台，其他便携终端有6000万台，地面数字化的转换投入规模有可能会达到有线电视数字化成本的30%。

　　他预计，每家电视台的升级转换成本可能需要100多万元。目前中国有3000家电视台，这意味着仅此一处，便是超过30亿元的市场。

　　但是，国标要全面占领这些数字中的市场并不容易。在国标之前，许多采用欧标的设备和网络已经先期投入使用，北京、上海各地的公交移动电视网络规模就不小。

　　在中国地面国标之前，欧盟在1997年发布了DVB-T标准，美国在1996年发布了ATSC标准，日本则在1995年发布了ISDB-T标准。美国在2006年正式颁布法令，将在2009年2月17日完成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的转换。

　　在中国，多家媒体援引发改委人士的话称，“国家决心已定，8月1日肯定实施”，但业界对此普遍质疑，不仅源于国标技术融合和产业化进程不尽如人意，也因预留的强制实施时间过短;而且由于中国在标准应用问题比上述各国都更加复杂，转换时的市场阻力更大。

　　一位广电内部人士透露，早在1999年50周年国庆时，广电总局就曾拿出专项资金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开始试验数字信号传输。当时的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方案还在计划阶段，很多地方的广电运营商便采用了欧洲标准。

　　2003年1月，上海东方明珠(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32)旗下采用地面无线传输的移动电视完成了对上海市的覆盖，北京等地的类似项目也纷纷展开。其时，国标仍旧在三种方案中抉择。

　　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东方明珠的移动电视在上海地区覆盖面已超过95%，收视终端2005年年底前已近20000个，覆盖了8000多辆公交车、轨道交通站点和水上旅游巴士等。

　　在2006年8月正式国标出台之前，各地的非国标方案建设已规模可观。当年全国即有40多个城市在用欧洲标准的方案。

　　对此，广电总局曾发出通知提醒运营商注意，在国家标准未颁布前进行试验的系统，必须具有今后改造为符合国家标准的能力;因此，开展地面数字电视移动接收试验有一定的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希望仅限于在批准的个别地区进行试验。

　　但是，由于国标迟迟未出，很多地方在移动电视等地面数字电视市场利益的诱惑下，“试验”规模愈扩愈大。上海东方明珠2006年年报显示，其移动电视为主体业务的新媒体收入已经达到5906万元，实现利润1092万元。

　　而如果按照国标委要求，在2007年8月1日强制实行国标的话，整个系统都要重新改造，这对于已经采用欧标的运营商而言几乎意味着推倒重来，损失极为惨重。

　　据介绍，目前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公司在北京总共建设了四个基站，全部使用欧标，投资额均在千万元以上，而其接受终端也有上万台。按照强制实施令，北京重建基站、更新所有发射设备和接收终端的费用将达几千万元之巨，上海的转换成本可能会更高。

　　上海东方明珠属于上市公司，北京的北广移动传媒是歌华有线与北广传媒的合资公司，他们不愿也难以轻松地消化掉欧标设备更换和国标设备的双重投入。他们并不在意用什么样的标准，他们在意的是能否控制投资的成本，从技术上保证内容的安全传输。

　　上海东方明珠高层明确告诉《财经》记者，他们倾向于新上马建设的项目全部使用国标的方案，而已经建成的欧标项目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用国标设备替代，这需要时间。

　　同样的情形在手机电视方面也存在。虽然国家已确立广电科学研究院的方案为手机电视标准，仍有地方在悄悄地使用韩国的手机电视标准。

争议国标

　　时至今日，清华与交大仍未停止对对方方案的攻讦。知识产权与民族情结，都是双方信手拈来的武器。

　　上海交大数字电视方案的研发主体起初为上海交通大学，后来上海奇普科技公司参与研发，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产业投资集团成立了上海高清产业集团专门负责数字电视方案的研发与推广。

　　清华大学方案的主要参与者则为清华大学和凌讯科技公司。1999年成立的凌讯科技由清华大学留美学者杨林等人创立。

　　2000年，该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同组建清华大学数字电视技术研究中心，提出地面数字电视标准方案。此后，同方股份、恒基伟业、安彩高科、上海实业等公司参股了美国凌讯公司。

　　2007年6月23日，在清华大学和凌讯相继公布其国标芯片之后，清华方面的专家质疑上海交大方案知识产权专利的完整性，指其“双导频”选项有三星的专利，强调清华方案在知识产权专利方面更为完整。

　　与此同时，上海高清方面则质疑凌讯公司的身份，认为清华方案并非“中国标准”，不应该得到政府的产业化扶持。上海高清指称，清华标准的专利核心在美国凌讯的手中，2007年3月，英特尔投资还领投了凌讯科技公司4000万美元的私募股权融资，进一步摊薄了清华大学的权益。

　　上海高清还强调，上海方面的底线是绝不与跨国公司在资本上合作。2006年底，上海高清通过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3000万元解决融资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交大强调其“中国标准”纯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发改委之所以力排众议主推清华和交大标准，一方面是希望在高科技产业中能够推出中国自己的产业标准，另一方面也是不愿意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在耗费了大量国家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后变成沉没成本。

　　在国标的推进当中，发改委自始至终扮演着主要的推动者角色，用力甚著。2007年5月18日，为加速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推广应用，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特发通知，拨出专项资金对数字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关键产品开发与产业化两个专项重点提出扶植计划。

　　“沉默”的广电

　　相比之下，广电在国标问题上的态度要复杂得多。

　　在邹峰“炮轰”国标之后不久，2007年6月12日，广电总局发出了《广电总局关于清理和规范地面数字电视技术实验的通知》。

　　在这一通知当中，广电总局对国标产业化的进展速度表示担忧：“由于缺乏地面数字电视国标系统技术试验设备，造成技术试验工作进展缓慢，并导致配套标准制定和频率规划工作滞后于总局的工作规划。”

　　但同时，该通知措辞严厉地对部分厂商未经广电总局许可开始销售符合所谓国标的设备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行为违规。

　　尽管通知中并未明示违规厂商，但是在业内知情人士看来，通知的指向主要就是国标方案的获益厂商——清华凌讯和上海高清旗下公司。此前，这两家公司都在全国各地展开跑马圈地，深圳凌讯和上海高清都明确宣布有不少地市已采用了其设备方案。

　　双方的目的很明确，在所谓融合方案实施前景难料的情况下，尽快占据实际的市场才是制胜关键。

　　有设备厂商认为，有关专家和广电总局之所以对国标设备进展不满，是因为代表广电系统利益的广科院的方案被排挤在了融合方案之外。但是，广科院方案的参与人士介绍，当初2004年8月确定的融合方案为清华大学方案、上海交大方案、广科院方案三家融合，广科院方案的技术团队与TD-SCDMA标准的团队系出同源，在测试当中也曾有不错表现，但最终退出。

　　这位人士还称，如果任由厂商在融合方案和设备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全国跑马圈地，极有可能造成信号传输以及接收困难，这是广电总局最担心的局面，因此才会屡发禁令。

　　在纷繁的争议声音当中，对于能否如期强制实施国标，广电总局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广电总局高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采访时明确表示，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国标实施的困难已清楚地显示，当初确定两个标准融合，不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利益平衡的产物。在地方应用非国标项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央视又确定2007年10月开播高清频道，加之明年奥运会的影响，决策层最终选择将两种争执不下的方案融合。

　　这表面上看节省了决策成本，但是后患无穷：本应完整的数字电视市场现在被三个技术标准瓜分得凌乱不堪，而打通这三大标准的技术壁垒的努力十分艰难，即使成功也将耗费巨大的成本，这一切，最终将由用户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