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小而巧的起跑

　　“直到1927年Frederick Terman教授到达斯坦福，这一切被改变。”Edison指出，硅谷自此迎来了对其自身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些思考。这包括——如果说后来者最好应跑在在位者的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统的另一极端是什么?什么是此时的新技术?一个没名气的大学可以做什么?

　　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对零件进行优化”、“晶体管”和“灵活性”。

　　此后，通过Terman的努力及多名重要晶体管技术人物的加盟，斯坦福逐步建立起以其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并支持和发展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晶体管，全美晶体管技术中心随后转移至此。而当斯坦福集成电路实验室建立，通过不断开发并应用新技术，斯坦福也逐渐成为新技术、新工艺的重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是在同时，Terman开始帮助从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后的斯坦福毕业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机会;1953年，斯坦福开展了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的计划，以提高当地技术和管理人员水平。

　　另一边，风险投资结构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体管技术和应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半导体产业出现了Fairchild(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其分裂再产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导体公司。这些成功企业家们，又源源不断付钱去支持新高科技企业的创建。

　　紧接下来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师、风险投资家、地产开发商、亚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许接受外籍工程师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们等更多投机成员蜂拥而入，硅谷服务业也随之一路飙升，此地开始不再成为临时住宿的“宾馆”，而有更多人选择留了下来。

　　换言之，如果说最初硅谷没能获得进入科技圈的通行证(大系统创新和真空管技术)，那么它朝另一个小而灵活的方向(“零部件创新”和晶体管技术)跑去，并通过最短的奔跑路径，在50年后夺得了最高荣誉。

　　求圆半径

　　“但这一最短奔跑路径，仍值得琢磨。”

　　8月31日课程后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旧金山美中交流协会副会长葛滨坐在位于硅谷Hayward区的办公室中说。他也是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国培训项目顾问、圣何塞州立大学国际部中国培训项目首席学术顾问。

　　过去十几年中，葛接待过的中国赴硅谷考察队数以百计。他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真实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竞争力”课题，一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国转了一圈后抵达硅谷。在参观完全球自定义电子技术、制造和服务解决方案供应链推进者Solectron的自由交流时间中，访客开口问了一个本以为很尖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