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本人不愿被审视，不屑被争论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和政府做生意的商人能够基业长青。从春秋的吕不韦到清朝的胡雪岩，虽然当家人个个绝顶聪明。

　　近代，没有任何一家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能够超越国运和时代，远观广州十三行，近看宋氏产业到公私合营，他们曾经运营的茶叶、纺织和粮食加工产业在那个时代的比较优势可能超越目前所有的外贸生意。

　　放眼世界。

　　全球科技行业，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在B2B企业级和B2C消费级两个领域同时获得成功。摩托罗拉曾经在两个领域都有所建树，B2C的辉煌带来的自信推动摩托罗拉挑战铱星运营，但迅速溃败;即使是获得过11次诺贝尔奖并拥有贝尔实验室的朗讯公司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没有进入B2C领域。

　　此外，通信电子行业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爱立信、阿尔卡特、3Com、诺基亚等威名仍在的通信巨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保持过10年以上的绝对竞争优势。

　　这一切的叠加，注定华为和任正非在走一条史无前例的“战略无人区”。任不断声嘶力竭地喊出“华为的冬天”，不断焦虑地强调战略的迷茫，诚然不仅仅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孤独。或许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一个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企业家不断为自己“制造悬崖”的痛苦。

　　坦率地说，研究任正非是一件里外不讨好的事儿。

　　对于大部分华为和任的崇拜者而言，他们一方面把华为看成民族企业的骄傲，一方面对任正非的成就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崇拜。公众并不希望给崇拜以条件和理由。

　　对于18万华为的员工而言，他们理解的任正非是鲜活而丰富的，不仅仅通过圣经一样的内部文件的洗礼，也不仅仅通过一件件传播广泛的任总轶事，实际上他们都深深的受到了任正非的影响，带着一种清教徒式的虔诚和修行般的克制看待这位企业领袖。

　　任正非本人不愿被审视，不屑被争论。然而，当笔者深入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以及和华为老员工的深入访谈中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位大成的老人，我发现真实的任正非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矛盾体，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无法感知他的孤独和痛苦的我们注定无法理解他的多维和丰富。

　　如何将几十年侵入骨髓的人生苦难化作亦或慈悲亦或冷酷的执行力，如何将对国民性的洞悉和悲悯融合于国际化的普世和多元，如何豪迈的千金散尽但是理性地用18万人保卫了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大的财富积累?

　　理解任正非，不仅需要科学的方法论，也需要历史观，更需要辩证的勇气。

　　本文，和您以前看到的财经人物报道会有明显的不同，我们为了深刻的阐述任正非的生态式思维和战略视角，不得不应用一些物理学、信息学和哲学的叙述方式，组织熵减、耗散再造、量子赋能这样的词语或许让您觉得陌生，不过真实的任正非就是这样充满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我们力求还原真实。

　　毛式的价值观传递，华盛顿式的制度构建，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精神，华为实践谦卑的外壳里有关于这个国家未来更多的线索吗?尽管有吹捧的嫌疑，但最后我决定用这样形象的对比方式。一切都为了明了和真实。

　　人间苦难

　　另一个角度，人们看任正非的视角也是一个真实的矛盾体。

　　华为的一位高管对我说：你如果想批评华为，我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素材，我们希望从多元的角度找到组织的问题。不过你如果分析任总，我真的不感兴趣。他也不会感兴趣别人如何看他。

　　知乎上的一位自称来自华为内部的大咖这样评价：“从来不接受采访，是个糖尿病患者但是不太配合治疗，非常节俭，超级爱读书。”对此，有几十个人点赞表示认可。

　　任正非和华为人最讨厌说什么主义。从实用角度，务实精神是深入到华为每一个毛孔的精神特征，当然，这个特质毋庸置疑地来自于任正非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塑造。但从理想主义的角度，任正非身边的高管们普遍觉得老板很多时候的想法过于天真和理想化。

　　在人们无法评价他达成共识的时候，任正非本人对自己和华为并不乏描述。“华为二十几年的炼狱，只有我们自己及家人才能体会。这不是每周工作40个小时能完成的，我记得华为初创时期，我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自己没有房子，吃住都在办公室，从来没有节假日、周末……”这是任正非对华为成功的总结，他将眼前的成绩归结为苦难的累积。

　　此外，他多次表现出对做企业界领袖和背成功包袱的反感：“不要总想到做领袖的光荣，不要去背上这个沉重的口号和包袱，荣誉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

　　在2016年最近的一次高管和员工对话会上，任正非非常直接的批评了一位员工提出“华为作为中国公司领袖”的观点，他说：“你说未来有一个中国公司领导世界，我相信那一定不会是华为，因为华为是全球化公司，不是一个中国公司。为什么有这么狭隘的荣誉感呢? ”

　　从上面三个片段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任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成功、超越了荣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客观地说，如果我们想对这一切找到答案，追溯一切的源头必须从追踪任正非的成长开始。

　　任在2001年那篇最著名的《我的父亲母亲》的文章中曾经这样介绍过自己的家庭：“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文中，任正非怀着极大的愧疚和痛苦的心情追忆去世的母亲，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他所出生的知识分子家庭，但一家人坎坷的游走于社会的边缘，诚实守信但无法得到认可的苦闷。

　　“父母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

　　这是任正非对父母追忆中谈到的一个细节，在原文中读到这段文字，能真切的感受到任在写作的时刻滴落的泪水，和心里充满的愤闷以及克制，或许这种情节也是他有意无意的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原因，从中也可以窥视到他对于“华为是国际化公司”的定位及深刻思考。

　　任的家庭由于出身和品格一直伴随着苦难和痛苦，这种贫困的程度虽然是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灵魂和肉体同时的折磨也已经是时代的极致。

　　苦难到什么程度?任正非对此有两段描述：

　　第一段：“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第二段：“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们家放粮食的柜子一直是敞开的，父母给予我们极大的信任，但是我从来没有偷偷从里面抓粮食吃，如果当时我偷吃了弟弟妹妹可能有人会饿死。”

　　就是这样严酷的家庭环境，锻造了任正非作为企业家坚韧的性格、克制和慈悲般的心灵。

　　家庭对他的性格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有理由相信任正非的企业家特质主要是由苦难的生活经历中完成了塑造，而这些必然深刻的影响着华为，以下几点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任正非的品格融入华为的轨迹：

　　心底无私：在华为的发展中，任正非通过内部的持股计划，已经将个人股份降低到1.4%，对于万亿市值的企业来说，他持有的财富非常少。他回忆自己的“不自私”基因曾经说“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应该说儿时的贫瘠让任正非对财富和占有有着独特的看法和观点。“199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讲述自己的慈善行为。

　　学无止境：一位华为负责任正非思想传播的PR负责人对此举了两个例子，任在高层的会议上多次讲述热力学第二定理中“熵”的概念，以及在信息学“信息熵”的应用，在内部邮件中多次提出过类似于“焓”理论的“耗散”思维。由于笔者在《华为能否走出战略无人区?》的文中曾经对“信息熵”做过独立研究和阐述，华为传播部门怀疑讲话泄密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太可能有人和老板一样喜欢研究如此抽象的理论体系。另外，“我多次看到他如获至宝的拿到批评华为的好文章反复阅读。平时如果他自己有了什么好的想法，就第一时间写下来，然后让秘书输入到电脑里，最后他在修改，用最快的速度将学习知识传递给公司所有人。”从某种程度上，任正非的学习能力实际上是公司成长的一把尺子，学习——写作——传播——反馈，他用这样的循环通过思想管道管理者公司里的文化和价值观。从学习的思想根源上，任正非举了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或许从他的成长轨迹中“学习就是救赎”，所以70岁的任正非依然酷爱学习。

　　淡泊名利：或许由于任作为私营企业家的警醒，也是多次公司游离在毁灭边缘的心有余悸，任正非不太愿意做一些沽名钓誉的表面文章，从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全国任何颁奖典礼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他不太喜欢和权贵有深度的交集，仅维持在与最高层有限的沟通和公关，在他看来，作为拥有如此巨大财富的民营企业，“淡薄名利”是明哲保身最好的方法。甚至华为高层透露，任正非曾经指示财务部门务必每年保持税收贡献的增长，一定要把国家给的出口退税还回去，这被广泛解读为保持华为的长期独立性和安全的大智慧[0.47% 资金 研报]。从他的成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前长期的努力得不到回报，而之后则是奖状荣誉纷至沓来，这样的对比让他形成了超越荣辱的性格特质，他的淡泊名利也包括策略性的务实。

　　低调内敛：更多人认为任正非低调的表象是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他自己并不这样看。“我一贯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鼓动十几万华为人。我平时在家都和家里读书的小孩子一起疯，他们经常和我聊天，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客观上分析他对媒体的沟通轨迹，几乎都是在公司遇到最大挑战的时候，目的清楚的通过媒体平台进行呼救和高层公关，包括2002年公司在IT泡沫破灭后3G迟迟不能推出之前主动接受新华社采访对管理层呼救喊话，也包括2013年对海外媒体关于美国市场准入限制的发言，在2016年科技大会的讲话提到“华为进入无人区”，以及对新华社高调的讨论为何不上市的话题，都是在大环境发生了挑战和逆转风险时刻的预防式危机公关，作为一个掌控超级国际化航母的掌舵人，任正非的低调是策略，高调则一定有重要的战略性目的。在这点上，任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偏好和陈规，“低调内敛”是极其务实的理性选择。

　　边界意识：任正非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是非常深刻和清醒的，他多次提醒高层注意边界意识，这种“边界”不仅包括对业务中“上不碰内容，下不碰数据”客户层面的警示，也包括对华为组织超越政治的清醒认识，他多次提醒：“每个员工都要把精力用到本职工作上去，只有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为你提高带来更大的效益。国家的事由国家管，政府的事由政府管，社会的事由社会管。”实际上，任对中国政治走向具备极其敏感的认知，他很清醒的认知华为在国企夹缝中生存之道——既需要“红色意识”，也需要“边界意识”，最核心的则是超越民族性的“全球化思维”，在最近多次发言中，他清晰的确认对美国国内法的遵守对美国政府喊话。由此，他一直巧妙的捍卫着华为的国际化公司战略定位，并且呵护国内社会对华为民族企业的认知，但保留极强的边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