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中的半导体“三国杀”

　　VLSI 项目成为日本“官产学”一体化的集大成者。它将五家平时互相竞争的计算机公司以及政府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才组织到了一起。从管理架构上来看，日立公司社长吉山博吉担任理事长，通产省的根橋正人负责业务领导，来自东京工业大学的垂井康夫则担任研究所长。这意味着平时在技术研发上相互提防的企业有了充分交流的渠道，而学术研究和商业应用之间的转换通道也变得更加通畅。

　　1980年，日本宣布为期四年的“VLSI”项目顺利完成，期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210件，商业专利347件。更重要的是，到了64K DRAM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富士通公司的研发进度开始与IBM、德州仪器等美国企业并驾齐驱，而到了256K DRAM时代，美国才刚研制出来，日本富士通和日立的产品已经量产上市。

　　靠着政府和产业界大规模的投入，日本一步步抹平了在半导体领域和美国的技术差距。

　　转

　　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全盛时期。

　　一方面有成本和可靠性上的优势，一方面有崛起的汽车和个人电脑行业做应用场景，日本企业开始进入投资-量产-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半导体对美国出口额从1979年的4400万美元暴增至1984年的23亿美元。

　　而反观美国，由于在石油危机后经济陷入停滞，企业主导的半导体领域投资逐渐减少，这成为在技术和工艺上被日本全面超越的关键原因。

　　莫斯泰克被收购，英特尔巨额亏损宣布退出DRAM领域，德州仪器也被富士通夺去了行业老大的位置。到了1989 年，日本芯片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53%，而美国仅剩37%

　　1990 年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日本企业(灰色)占据六席，资料来源：CNKI，云锋金融整理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半导体行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同样是因为投资。

　　由于之前的巨额资本开支，日本厂商在1985年之后有了海量产能，这让当时商业应用还不够多的芯片价格出现暴跌。日企将美国对手打趴下的同时，却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让自己的盈利能力受到了巨大影响。

　　和之后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寡头垄断不同，日本的产业模式是由几家巨头齐头并进，在盈利受损的情况下，出于股东权益的考虑，日企不得不减少了对半导体的技术设备投资。

　　1985年，日本砍掉近40%的设备更新投资和科技红利投入。随后两年，日本企业的有效研发投入更是出现了接近80%的断崖式下跌。

　　火上浇油的是，此时日本已经进入了全面泡沫时代，资金疯狂涌入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不再青睐半导体这样需要大量前期投资却短时间看不到成效的实体产业。加上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迅速升值，半导体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受到了极大影响。

　　韩国的三星、现代、LG等厂商在此阶段通过加大投资弯道超车，迅速赶超日本。1992年，三星将NEC挤下了DRAM产业世界第一的宝座，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辉煌结束了。

　　合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半导体价格起起落落的周期中，日本企业一方面要消化“失去二十年”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一方面还要鼓起勇气追加投资，以便和年轻气盛的韩国三星，以及借CPU打了翻身仗的美国英特尔竞争，这成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行业衰退彻底打垮了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富士通在1999年宣布退出DRAM芯片市场，曾经独霸天下的NEC、日立、三菱则将各自的DRAM部门合并成立尔必达(Elpida)。

　　然而尔必达从一出生便带着满身伤病，不但管理混乱、职位冗余，甚至在工艺、设备等生产供应链上都没有实现统一兼容，完全无法与集权式管理的三星竞争。

　　2012年2月，当尔必达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时，公司负债总额已高达4480亿日元(约合89.6亿美元)，是日本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件。2012年7月，美国的镁光(Micron)以区区2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尔必达。

　　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兜兜转转几十年，最终日本DRAM产业的遗珠还是回到了美国人的手中。而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从此收缩到了上游的材料领域割据为王。

　　韩国

　　如果说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崛起依靠的是初期从美国的技术引进加上政府“官产学”三位一体的规划和投资能力，那么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径更像是这个故事的加强版——更密集的技术援助，更“无赖”的政府保护和更强势的企业投资。

　　“棋子”韩国

　　韩国半导体产业的起步比美日要晚上十几年。

　　当美国和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经先后进入晶体管集成电路时代时，韩国的朴正熙刚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整个国民经济还处于崩溃的边缘。

　　因此，和日本从一开始就采取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呵护本土电子产业不同，韩国政府在发展伊始采取的是拿来主义——只要你愿意给，不管什么条件我都接受。

　　在这一阶段，韩国政府不但放宽了《外国资本引进法》，还谋求加入《关贸总协定》。1966年，当年向日本授权平面技术生产工艺的美国半导体巨头仙童公司向韩国政府提出了建厂要求。但仙童的条件十分苛刻，不但要求独资经营，而且还要求政府允许独资公司的产品在韩国市场销售。尽管如此，韩国政府还是咬牙同意了。

　　有了这一先例，摩托罗拉、东芝等电子巨头纷纷效仿，韩国的芯片组装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这些半导体跨国巨头采取来料加工的模式，利用韩国的廉价劳动力组装美国、日本的零部件再转出口，从中赚取了不菲的利润。

　　几十年后，韩国巨头们把同样的模式用在了中国身上。海力士拿着韩国利川工厂淘汰下来的8寸晶圆设备，依靠中国的资金、土地、工人和市场，只用了3亿美金就撬动了20亿美元的投资，顺利地在无锡建起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晶圆厂。

　　由无锡市政府负责投资建设，耗资3亿美金的海力士厂房，建好后再返租给韩国海力士使用，图片来源：海力士官网

　　但当经济逐渐企稳复苏后，韩国政府慢慢露出了“无赖”的一面。

　　1969年，当时还在经营纺织、化肥、制糖这些传统产业的三星财团，在韩国贸工部支持下开始为日本三洋代工生产家电，包括12英寸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借机进入了电子产业。

　　等到1974年三洋完成了对三星的技术转移后，韩国政府立刻修改了外资的投资法规，不再对合资企业开放本国市场，从而迫使三洋等日资企业停止了在韩投资，全面退出韩国市场。

　　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来就不是“洁白无瑕”的，法规既然由国家制定，就会以最符合当时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

　　韩国人无疑深谙此道。

　　不过政府只能算是韩国企业进入电子行业的引路人，美国才是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贵人。

　　当年三星的太子李泽熙从美国回来后，花了十年时间试图进军DRAM行业，却一直找不到法门。直到1983年，三星宣布在京畿道器兴(Giheung)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却意外获得了美国的支援。

　　原因很简单。彼时，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已经被日本同行打得溃不成军，从政府到企业都急需一支外援来帮他们打一场漂亮的反击战。既有充足的意愿和政府的支持，又有廉价劳动力的韩国企业就成了首选。

　　在美国的扶持下，韩国的半导体产业直接从16K DRAM起步，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一口气掌握了16K到256K DRAM的关键技术。这一阶段，美国对于韩国的援助规模超过了20亿美金。

　　当然，拿到技术只是第一步，如何消化理解和再创造才是关键。这时，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开始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