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工业4.0”与”第四次工业革命”

工业4.0北京研究会秘书长、人民邮电报社要闻部副主任胡虎认为，中国官方语境始终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提法，非常科学。科技领域的创新已经足以称之为革命，而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是否发生，对其持慎重态度。新科技革命是与上一轮以数字化、互联网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相对应的。而产业变革是对工业4.0等创新现象的精准定位。

　　实际上，笔者发现，李克强总理6.28日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的时候，采用的说法是“转型需要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倒真的很像是瑞士人施瓦布主席所设立一个主题“坑”。而中国官方，似乎已经决意绕开这个坑。

　　选择性学习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张贝克教授认为，德国的工业4.0是在对其自身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背后则是对于制造业中人机关系、制造业的变化趋势的思考，并不是靠某一两项具体技术来标识。德国的思维方式是根据过去来预测全球的未来以及德国的定位，所以4.0必然是为其自己量身打造的。

　　有些专家则客观地表示，工业4.0是德国人根据自己的社会背景、工业基础，描述的工业发展愿景，也就是说是德国工业蓝图。对中国人，这只能是一个选择性学习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来看，工4似乎只是代表一个符号了，中德政府双方，似乎都需要这个符号。

　　西门子内部也有人指出，按照之前的数十个或大或小的数字化工厂案例总结，这是一种管理演进与技术升级，以达到缩短各环节周期、提升产品质量一致性、追求制造中的柔性、成本持续优化的目的。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本质还是基于企业对产品和工艺的深度理解，基于自动化与信息化的技术实现企业在研发、制造、服务等方面的运营提升，CPS只是帽子，智能只是衣服，基于数字化环境下的适合企业自身的新运营方式与流程才是核心气质。

　　显然，中国有中国的需要，德国有德国的诉求。更应关注的是，我国工业升级和转型的实际需求和合适的模式与路径。工业4.0 、工业互联网都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与先进制造业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中国制造的做大做强提供了一种参照和追赶的目标，保持了与主流制造业的同步前进，因此无论是4.0或5.0，仍不乏其积极导向作用。

　　尾记

　　赵总指出，每一次工业革命的代际切换，实际上都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间。例外，汽车出现了二十多年之后，城市里的马车才逐渐消亡的。而且，当时的很多法律还都对汽车加以了不合理的限制：例如，美国有一个州当时就立法：在汽车前面，必须有一个人拿着铃铛领跑，否则违法：因为马上上有铃铛，有声音，有吆喝。而汽车没有。用马车的思维来约束汽车，这在今天看起来十分可笑，但是在当时，美国政府官员和律师们，就是看待新生事物汽车的。

　　以史为鉴，或可成为我们研判未来的破局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