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疯狂内幕调查

　　如果说2007年是国产手机的冬天，那么2008年则是寒冬，但“山寨机”却不信这一宿命。

　　正当国产手机全线溃退之时，“山寨机”却异军突起。2007年，“山寨机”销量多达1.5亿部；2008年，它们攻城略地，由原来的二三线城市向一线城市进军。

　　然而，如何看待“山寨机”，国人意见严重分歧。有人视之为品牌手机的榜样，应弘扬其草根精神；有人视之为毒药猛兽，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孰是孰非，众说纷纭！

　　我们或许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它——虽然“山寨机”以价格优势见长，但这种优势是建立在国家税收流失基础上的，且其质量和售后服务也饱受诟病。然而，这不足以就此否定“山寨机”，它在市场响应速度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把握上，值得品牌厂商借鉴。

　　“山寨机”为何如此受宠？大行其道的秘诀在哪？政府的监管是否存在漏洞？面对汹涌而来的“山寨机”，政府要做的，不是治标不治本的打压，尽快引领其走上“从良”之路才是终极目标。

　　7月16日，深圳华强北，人头攒动。

　　“工商的来了！工商的来了！”不知从哪个柜台喊出的这句话，让整个远望数码商城一楼慌成一团，售货员手忙脚乱掩藏和转移“山寨机”。

　　旋即，卖场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原来，这是虚惊一场，走进卖场的两个穿制服的人，并不是工商局的，而是两个退伍军人，他们周末来手机市场转悠。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6月上旬，央视的一个调查报告，将“山寨机”推向了风口浪尖。为了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检查，6月16日开始，深圳市对“山寨机”市场展开了新一轮严打。

　　在远望数码商城的公告栏里，赫然可见市工商局公布的严打成果，诸如某某柜台被罚或被查抄的告示，吸引了不少围观者。

　　“这次严打的对象只是高仿机，比如在外观和标识上打擦边球的产品NOKYA、HiPhone，它们侵犯了知识产权。”一柜台老板直言不讳，“检查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卖场一般都会提前得到消息，大家会把产品转移到其他地方。”

　　相对卖场的火爆，赛格广场和科技大厦等几处写字楼(那里集中了上千家小型手机公司)则相对冷清不少。记者想找一些采访对象，发现不少公司已经关上了门，有的还在门上挂一把锁。有趣的是，记者敲了几下门，竟然有人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探看。

　　这些公司早在有关部门查处之前，就已听到风声，关门或挂锁其实是一种假象，目的是躲避严打，里面都在正常运作。

　　第一章 “山寨机”的前世今生

　　原本属于高科技行业，但由于联发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规则，使得手机行业技术壁垒轰然倒地。特别是2007年10月，国家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解禁，“黑手机”合法漂白，“山寨机”由此得名，并风行于世。

　　今年以来，国产品牌厂商的日子愁云惨淡，就像染上了一场瘟疫，先有波导退出手机研发，接着联想剥离手机业务，创维不久前又宣布甩卖手机部门股权，华为也正在为出售手机业务寻找买家。但“山寨机”却颇为争气，一路高歌猛进，将自己的触角伸入一线城市。

　　“山寨机”的由来

　　“山寨机”的诞生，有其深刻的行业背景和社会内因。刚进入21世纪，当时手机还是卖方市场，波导、TCL随便推出一款产品，忽悠一下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记得当年TCL推出一款“钻石手机”，几乎卖疯。其实，万明坚所鼓吹的“钻石手机”，分明只是镶了一块玻璃。而同样，波导一款做工很粗的“女人星”，刚出来时，也轰动一时。

　　早期，用户对国产手机的底细还不知情，只因是国产货且价格低于洋品牌，所以选择了它们。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国产手机的质量存在致命缺陷，掉漆、死机、白屏时有发生。据时任TCL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的戴钢介绍，TCL手机的返修率高达40%。重营销轻质量、缺乏核心技术，使国产手机的市场反应速度慢，产品跟不上形势。

　　消费者逐渐失望，并将目标转向洋品牌。当时，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的产品由于质量稳定，很受欢迎。但问题在于，垄断技术的洋品牌追求暴利，一款普通的手机，价格竟然高达3000来元，普通消费者根本承受不起。

　　那时候，手机牌照还是一道很高的门槛。既然存在牌照手机，就有“黑手机”。不过，它们当时都使用韩国小厂商的芯片，质量很不稳定。虽然价格低了不少，消费者却不敢冒险。

　　谁也不曾料到，今天功能更强大、造型更多样的手机，却只要几百元。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山寨机”的问世。而“山寨机”能有今天，得感谢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在看到国产手机质量问题以及洋品牌价格太高后，他决定研发一种集成芯片。

　　2003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因为芯片质量好和功能多，别人要1年时间才能出一款手机新品，而采用联发科的方案， 3-6个月就能出货。2006年，联发科别出心裁，把别人需要几十上百人、一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机主板、软件集成，研制出了廉价的MTK手机芯片，这一手机史上的大变革，彻底让手机生产没有了核心技术。

　　联发科向手机厂家提供turn-key模式，即将芯片、软件平台以及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相当于出了手机半成品，而厂家只需套个外壳，配块电池，租一间房子就能生产手机了。

　　据统计，2007年使用联发科解决方案的手机，在内地市场占有率为42.8%，几乎所有国产厂商(夏新除外)都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结果夏新去年暴亏8个亿。由于采用联发科芯片的厂商越来越多，使其出货量越来越大，资金实力迅速提升，系统故障率也逐渐降低。

　　其实这种生产模式早已不难理解，比如戴尔电脑，戴尔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但它却将电脑的成本做到了最低，做成行业的佼佼者。目前，同样配置的手机，“山寨机”价格仅为洋品牌的1/5，是国内正规厂商的1/2。

　　“山寨机”的市场反应速度也极快，一两个月就能推出一款新品。虽然正规品牌也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但它们的产品须经多关检测，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我们玩不过‘山寨机’！”深圳一家国内品牌厂商的市场部经理道出了自己的无奈，“我们生产一款新机型，从立项到投入市场，至少要花上半年时间，等成品推向市场，已然变成淘汰机型，‘山寨机’又出新品了!”

　　农村包围城市

　　几乎卖疯了！这样概括“山寨机”的风头毫不为过。

　　去年上半年，“山寨机”还只在二三线城市盛行。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它不仅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在国际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亚洲城市迪拜，整整一条街道，俨然成了“山寨机”的展览馆。在印度，低价的“山寨机”让国际品牌也黯然失色。

　　去年下半年，“山寨机”在国内日子没往日那么舒服了，有些厂家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促使“寨主们”开始转战海外市场。

　　说到“山寨机”出口，首先得提到头一个吃螃蟹的刘先生。当时他在国内的订单太少——业内有一个潜规则，“山寨机”少于一万台订货肯定亏本。那段时间， 他把自己以前赚的500万元都赔了进去，甚至把在深圳罗湖的一幢房子也给抵押了。

　　“我是被逼上绝路的，国内市场没法混，只能去海外市场赌一把，不成功则成仁。”刘先生告诉《IT时代周刊》，由于印度手机市场十分火爆，通过熟悉当地手机行情的朋友，他第一批谨慎“出口”2万部(其实还是积货)。没想到，正是这次试水，把他的厂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那批“处理货”每部净利润高达80元，这一单让他净赚160万元。

　　后来，越来越多的“山寨机”冲向海外市场。现在，在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欧洲发达国家市场，到处有“山寨机”的影子，更有胆大者竟将货打入到诺基亚的老家芬兰。

　　而在国内市场，“山寨机”也走过了遮遮掩掩的阶段。以广州为例，以前购买“黑手机”都得去大沙头手机市场。也就一年时间，“山寨风”几乎刮遍了广州的每个角落。而且，消费群体也在迅速发生变化，由以前的低端群体，扩大到中高端群体。

　　一咨询公司的手机渠道总监指出，消费者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以前高端人士之所以不买“山寨机”，主要是担心质量，此外就是顾及面子。但他们逐渐发现，这类手机如今已基本不存在质量问题，因为其芯片及解决方案已经成熟。而面子终究抵不住价格的冲击，同样配置的手机，“山寨机”价格更便宜，电池更耐用。

　　记者发现，前来深圳批量采购的，依然以二三级市场的进货商为主，但一级城市的采购量在明显加大，海外商人也越来越热衷。业内分析师指出，早期的“山寨机”只能呆在二三线城市，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但同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这些市场管理很宽松，可以躲避检查，成了早期“山寨机”的根据地，并在此完成了资本积累。

　　一“山寨机”老板野心不小，他告诉记者，“我们在低价策略下，借鉴‘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目前在二三级市场的占有量已经超过50%。我们的目标不在此，最终目标是夺取大城市，包括海外城市。”

　　第二章 高利润的产业链生态

　　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山寨机”屡打不死，而且越烧越旺，关键就在于这一行业的高利润。

　　铤而走险

　　张远桥(化名)，温州人，42岁，脑顶微秃，但精神抖擞，在手机行业浸淫10余年。2004年之前，他曾在TCL手机狂人万明坚手下工作，那段经历让他对手机行业的运作了如指掌，也为他后来走上“山寨”之路作了铺垫。

　　眼下这段时间，张远桥同其他“寨主们”一样，低调了很多，但对生意并不担心。“几年来的积累，足以让我安稳度过严打。利用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未来的路怎么走，给自己做一个长远规划。”他笑笑说。

　　他的自信，基于他多年来形成的市场判断，因为每次严打后，手机市场都会释放出一股新能量。

　　据张介绍，任何一台“山寨机”的诞生，都要经历物色芯片、找软件解决方案、开模、生产和销售这5个环节。相比前几年，现在深圳已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分工模式，从手机设计、原材料供应到组装等各个环节，都有详细的分工。

　　提及分工，他说了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在深圳，一家四兄妹办了个“山寨厂”，老大负责渠道和市场推广，老二负责组装，老三主管手机外形设计及外壳生产，老四则抓电源、电池等配件。

　　目前，“山寨机”的生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委托正规代工厂完成，另一种则是“小作坊”式的组装厂。委托代工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山寨机”厂商，它们有一定的财力。而规模稍小的，则是简易的组装作坊，它们租一间房，请几个或者十几个工人，每天能组装千来部手机。

　　张先生早期也是小作坊起家，那时，为了躲避相关部门的检查，不得不将小作坊放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山头上，上下班都用车接送工人。但现在，一些“山寨机”厂主胆子越来越大，随便在闹市租一套居民房或一间写字楼，就办厂开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部正规手机投产，首先要有原信产部的准入。“山寨机”之所以价格低，主要在于它不用缴纳国家规定的17%的增值税、入网检查费(每部30-40元)、销售税、发票税。此外，还没有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等费用。

　　一般而言，一个集成GPS导航、MP3、MP4、百万像素拍照等功能的手机电路板制造成本约为200元。而开模，加上屏幕、键盘等配件成本约为110元。最后委托加工，或自行组装，每部成本在20元左右，再配上充电器、电池、耳机等配件，一台手机的总成本约在400元左右。随着配置提高，成本会有所上升。目前，一部成本400元左右的“山寨机”，厂商对外的批发价为450元，每台利润50元，月出货10万台，月利润就可高达500万元!

　　然而，深圳“山寨机”市场风云突变。目前已经涌现出上千家“山寨厂”，市场竞争近乎惨烈，利润不断下降，大宗批发，利润10元一部也卖。在残酷的价格战面前，每个月都有大量“山寨机”厂从深圳消失。